与刘伯宗绝交诗 [汉] 朱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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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山有鸱，

不洁其翼。

飞不正向，

寝不定息。

饥则木览，

饱则泥伏。

饕餮贪污，

臭腐是食。

填肠满嗉，

嗜欲无极。

长鸣呼凤，

谓凤无德。

凤之所趋，

与子异域。

永从此诀，

各自努力。作品赏析该诗共十六句，可分前后两个部分。前十二句是第一部分，以绝大篇幅，铺陈排比，刻画鸱鸟的丑恶形象。首先从外表描写它的污浊。接下来四句从行止食宿等方面描写鸱鸟的丑态。“饕餮”四句，又从内在本性描写鸱鸟嗜欲无穷的贪婪相。“长鸣”两句又从鸱鸟对凤的恶意中伤来描写它的卑劣行径。如此寥寥数语便把鸱的丑恶贪婪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鸱的恶劣行径，都是隐射刘伯宗的“不洁其翼”，是说他行为卑鄙；“飞不正向，寝不定息”是说他背离社会公德，不为母守制；“饥则木揽”下六句，是揭露刘伯宗在官任上的贪得无厌。“长鸣呼凤，谓凤无德”，是说像刘伯宗这样的卑劣小人，还大言不惭地指摘中伤正直的人。最后四句是第二部分，旗帜鲜明地提出绝交，以凤自比，坦荡、高洁、超尘拔俗，与鸱相比，判若云泥，自然而然地为两相“永诀”营造了合理的氛围和理由，显示了作者绝对不与刘宗伯同流台污的高尚情操，表示了绝交的决心和态度。鸱，在读者心目中本来就是面貌可僧的东西，经过诗人淋漓尽致的刻画，愤怒鄙夷的斥责，便不能不对它——鸱鹗和他——刘伯宗义愤填膺，同仇敌忾，真所谓“是可忍也孰不可忍”。所以，诗人最后宣布凤不与鸱同趋，从此绝交，各奔前程，便也成为读者的意愿。全诗最突出的特点是用比，以凶恶贪婪的鸱来比刘伯宗，以志向高洁的凤鸟来自况，两相对比，其义甚明。其次是感情充沛，态度明朗、坚决，全诗一气呵成，作者愤激之情，跃然纸上。再次，该诗语言精练，比如连用四个动词来描写鸱在飞、宿，饥、饱四种情况下的状态，形象鲜明、生动，其寓意也由此揭示无遗了。该诗在创作上继承了《诗经》、《楚辞》常用的比喻手法，但没有它们的委婉、含蓄，它显示了汉乐府的朴质，在比喻中直抒胸臆，能很快领会作者的思想感情，用不着去猜谜，就一样能感染人，给人以艺术的享受，这种在直率中蕴含丰富的感情，正是汉乐府的突出风格。该诗是中国早期的一首寓言诗，由于选择的形象对比鲜明，比喻得当，贴切自然，创造了成功的艺术效果。诗作语言平实显露，明白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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迢迢牵牛星 [汉] 汉无名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作品赏析此诗描写天上的一对夫妇牵牛和织女，视点却在地上，是以第三者的角度观察他们夫妇的离别之苦。开头“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两句分别从两处落笔，言牵牛曰“迢迢”，状织女曰“皎皎”。迢迢、皎皎互文见义。牵牛也皎皎，织女也迢迢。他们都是那样遥远，又是那样明亮。但以迢迢属之牵牛，则易让人联想到远在他乡的游子，而以皎皎属之织女，则易让人联想到女性的美。如此说来，似乎又不能互换。如果因为是互文，而改为“皎皎牵牛星，迢迢河汉女”，其意趣就减去了大半。诗歌语言的微妙于此可见一斑。称织女为“河汉女”是为了凑成三个音节，而又避免用“织女星”三字。上句已用了“牵牛星”，下句再说“织女星”，既不押韵，又显得单调。“河汉女”就活脱多了。“河汉女”的意思是银河边上的那个女子，这说法更容易让人联想到一个真实的女人，而忽略了她本是一颗星。可见写法不同，艺术效果亦迥异。总之，“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这十个字的安排，可以说是最巧妙的安排而又具有最浑成的效果。“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四句专就织女这一方面来写，说她虽然整天在织，却织不成匹，因为她心里悲伤不已。“纤纤擢素手”意谓擢纤纤之素手，为了和下句“札札弄机杼”对仗，而改变了诗中原句的结构。诗人在这里用了一个“弄”字。《诗经·小雅·斯干》：“乃生女子，载弄之瓦。”这弄字是玩、戏的意思。织女虽然伸出素手，但无心于机织，只是抚弄着机杼，泣涕如雨水一样滴下来。“终日不成章”化用《诗经·小雅·大东》语意：“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最后四句是诗人的慨叹：“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那阻隔了牵牛和织女的银河既清且浅，牵牛与织女相去也并不远，虽只一水之隔却相视而不得语也。“盈盈”或解释为形容水之清浅，或者不是形容水，和下句的“脉脉”都是形容织女。《文选》六臣注：“盈盈，端丽貌。”人多以为“盈盈”既置于“一水”之前，必是形容水的。但盈的本意是满溢，如果是形容水，那么也应该是形容水的充盈，而不是形容水的清浅。把盈盈解释为清浅是受了上文“河汉清且浅”的影响，并不是盈盈的本意。《文选》中出现“盈盈”除了这首诗外，还有“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亦见于《古诗十九首》。李善注：“《广雅》曰：‘赢，容也。’盈与赢同，古字通。”这是形容女子仪态之美好，所以五臣注引申为“端丽”。又汉乐府《陌上桑》：“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趋。”也是形容人的仪态。织女既被称为河汉女，则其仪容之美好亦映现于河汉之间，这就是“盈盈一水间”的意思。“脉脉”，李善注：“《尔雅》曰‘脉，相视也’。郭璞曰‘脉脉谓相视貌也’。”“脉脉不得语”是说河汉虽然清浅，但织女与牵牛只能脉脉相视而不得语。这首诗感情浓郁，真切动人。全诗以物喻人，构思精巧。诗主要写织女，写牵牛只一句，且从织女角度写，十分巧妙。从织女织布“不成章”，到“泪如雨”，再到“不得语”，充分表现了分离的悲苦。诗对织女的描写很细腻，抓住了细节，如“纤纤擢素手”“泣涕零如雨”。同时，“札札弄机杼”又是动态的描写。这样，人物就在这样的描写中跃然而出。这首诗一共十句，其中六句都用了叠音词，即“迢迢”“皎皎”“纤纤”“札札”“盈盈”“脉脉”。这些叠音词使这首诗音节和谐，质朴清丽，情趣盎然，自然而贴切地表达了物性与情思。特别是后两句，一个饱含离愁的少妇形象若现于纸上，意蕴深沉，风格浑成，是极难得的佳句。

古诗十九首 [汉] 汉无名氏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作品赏析【注释】：

出自《古诗十九首》之一。

这是一首在东汉末年动荡岁月中的相思乱离之歌。尽管在流传过程中失去了作

者的名字，但“情真、景真、事真、意真”（陈绎《诗谱》），读之使人悲感无端，

反复低徊，为女主人公真挚痛苦的爱情呼唤所感动。

首句五字，连叠四个“行”字，仅以一“重”字绾结。“行行”言其远，“重

行行”极言其远，兼有久远之意，翻进一层，不仅指空间，也指时间。于是，复沓

的声调，迟缓的节奏，疲惫的步伐，给人以沉重的压抑感，痛苦伤感的氛围，立即

笼罩全诗。“与君生别离”，这是思妇“送君南浦，伤如之何”的回忆，更是相思

之情再也压抑不住发出的直白的呼喊。诗中的“君”，当指女主人公的丈夫，即远

行未归的游子。

与君一别，音讯茫然：“相去万余里”。相隔万里，思妇以君行处为天涯；游

子离家万里，以故乡与思妇为天涯，所谓“各在天一涯”也。“道路阻且长”承上

句而来，“阻”承“天一涯”，指路途坎坷曲折；“长”承“万余里”，指路途遥

远，关山迢递。因此，“会面安可知”！当时战争频仍，社会动乱，加上交通不便，

生离犹如死别，当然也就相见无期。

然而，别离愈久，会面愈难，相思愈烈。诗人在极度思念中展开了丰富的联想：

凡物都有眷恋乡土的本性：“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飞禽走兽尚且如此，何

况人呢？这两句用比兴手法，突如其来，效果远比直说更强烈感人。表面上喻远行

君子，说明物尚有情，人岂无思的道理，同时兼暗喻思妇对远行君子深婉的恋情和

热烈的相思－－胡马在北风中嘶鸣了，越鸟在朝南的枝头上筑巢了，游子啊，你还

不归来啊！“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自别后，我容颜憔悴，首如飞蓬，自别

后，我日渐消瘦，衣带宽松，游子啊，你还不归来啊！正是这种心灵上无声的呼唤，

才越过千百年，赢得了人们的旷世同情和深深的惋叹。

如果稍稍留意，至此，诗中已出现了两次“相去”。第一次与“万余里”组合，

指两地相距之远；第二次与“日已远”组合，指夫妻别离时间之长。相隔万里，日

复一日，是忘记了当初旦旦誓约？还是为他乡女子所迷惑？正如浮云遮住了白日，

使明净的心灵蒙上了一片云翳？“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这使女主人公忽然

陷入深深的苦痛和彷惶之中。诗人通过由思念引起的猜测疑虑心理“反言之”，思

妇的相思之情才愈显刻骨，愈显深婉、含蓄，意味不尽。

猜测、怀疑，当然毫无结果；极度相思，只能使形容枯槁。这就是“思君令人

老，岁月忽已晚。”“老”，并非实指年龄，而指消瘦的体貌和忧伤的心情，是说

心身憔悴，有似衰老而已。“晚”，指行人未归，岁月已晚，表明春秋忽代谢，相

思又一年，暗喻女主人公青春易逝，坐愁红颜老的迟暮之感。

坐愁相思了无益。与其憔悴自弃，不如努力加餐，保重身体，留得青春容光，

以待来日相会。故诗最后说：“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至此，诗人以期待和聊

以自慰的口吻，结束了她相思离乱的歌唱。

诗中淳朴清新的民歌风格，内在节奏上重叠反复的形式，同一相思别离用或显、

或寓、或直、或曲、或托物比兴的方法层层深入，“若秀才对朋友说家常话”式单

纯优美的语言，正是这首诗具有永恒艺术魅力的所在。而首叙初别之情－－次叙路

远会难－－再叙相思之苦－－末以宽慰期待作结。离合奇正，现转换变化之妙。不

迫不露、句意平远的艺术风格，表现出东方女性热恋相思的心理特点。

（曹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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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有高楼 [汉] 汉无名氏

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交疏结绮窗，阿阁三重阶。上有弦歌声，音响一何悲！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此诗作者的失意是政治上的，但在比比倾诉之时，却幻化成了“高楼”听曲的凄切一幕。从那西北方向，隐隐传来铮铮的弦歌之音。诗人寻声而去，蓦然抬头，便已见有一座“高楼”矗立在眼前。这高楼是那样堂皇，而且在恍惚之间又很眼熟：“交疏结绮窗，阿阁三重阶”——刻镂着花纹的木条，交错成绮文的窗格；四周是高翘的阁檐，阶梯有层叠三重，正是诗人所见过的帝宫气象。但帝宫又不似这般孤清，而且也比不上它的高峻：那巍峨的楼影，分明耸入了飘忽的“浮云”之中。人们常把这四句所叙视为实境，甚至还有指实其为“高阳王雍之楼”（杨炫之《洛阳伽蓝记》）的。其实是误解。明人陆时雍指出，《古诗十九首》在艺术表现上的一大特点，就是“托”：“情动于中，郁勃莫已，而势又不能自达，故托为一意、托为一物、托为一境以出之”（《古诗镜》）。此诗即为诗人假托之“境”，“高楼”云云，全从虚念中托生，故突兀而起、孤清不群，而且“浮云”缥缈，呈现出一种奇幻的景象。那“弦歌”之声就从此楼高处飘下。诗中没有点明时间，从情理说大约正是夜晚。在万籁俱寂中，听那“音响一何悲”的琴曲，恐怕更多了一重哀情笼盖而下的感觉。这感觉在诗人心中造成一片迷茫：“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传说杞梁殖为齐君战死，妻子悲恸于“上则无父，中则无夫，下则无子，人生之苦至矣”，乃“抗声长哭”竟使杞之都城为之倾颓（崔豹《古今注》）。而今，诗人所听到的高楼琴曲，似乎正有杞梁妻那哭颓杞都之悲，故以之为喻。全诗至此，方着一“悲”字，顿使高楼听曲的虚境，蒙上了一片凄凉的氛围。那哀哀弦歌于高处的“歌者”是谁？始终是一个未揭之谜。诗人既在楼下，当然无从得见。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诗中将其比为“杞梁妻”，自必是一位女子。这女子大约全不知晓，此刻楼下正有一位寻声而来、伫听已久的诗人在。她只是铮铮地弹着，让不尽的悲哀在琴声倾泻：“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商”声清切而“多伤”，当其随风飘发之际，听去该有多么凄凉！这悲弦奏到“中曲”，便渐渐舒徐迟回，大约正如白居易《琵琶行》所描述的，已到了“幽咽泉流冰下难”“冰泉冷涩弦凝绝”之境。接着是铿然“一弹”，琴歌顿歇只听到声声叹息，从高高的楼窗传出。“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在这阵阵的叹息声中，正有几多压抑难伸的慷慨之情，追着消散而逝的琴韵回旋。这四句着力描摹琴声，全从听者耳中写出。根据那琴韵和“叹”息声推测，楼中当是一位蹙眉不语、抚琴堕泪的“绝代佳人”。妙在诗人“说得缥缈，令人可想而不可即”（吴淇《选诗定论》）罢了。当高楼弦歌静歇的时候，楼下的诗人早被激得泪水涔涔：“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人生不可能无痛苦，但这歌者的痛苦似乎更深切、广大，而且是那样难以言传。当她借铮铮琴声倾诉的时候，定然希望得到“知音”者的理解和共鸣，但她没有找到“知音”。这人世间的“知音”，原本就是那样稀少而难觅的。如此说来，这高楼佳人的痛苦，即使借琴曲吐露，也是枉然——这大约正是使她最为伤心感怀、再三叹自的原故。但是，诗人却从那寂寂静夜的凄切琴声中，理解了佳人不遇“知音”的伤情。这伤情是那样强烈地震撼了他——因为他自己也正是一位不遇“知音”的苦苦寻觅者。共同的命运，把诗人和“歌者”的心连结在了一起；他禁不住要脱口而出，深情地安慰这可怜的“歌者”：再莫要长吁短叹！在这茫茫的人世间，自有和你一样寻觅“知音”的人儿，能理解你长夜不眠的琴声。“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这就是发自诗人心底的热切呼唤。它从诗之结句传出，直身着“上与浮云齐”的高楼绮窗飘送而去，希望伤心的佳人，能听到了这旷世“知音”的深情呼唤。正如“西北有高楼”的景象，全是诗人托化的虚境一样，就是这“弦歌”高楼的佳人，也还是出于诗人的虚拟。那佳人实在正是诗人自己——他无非是在借佳人不遇“知音”之悲，抒写自身政治上的失意之情罢了。不过，悲愤的诗人在“抚衷徘徊”之中会生此奇思：不仅把自身托化为高楼的“歌者”，而且又从自身化出另一位“听者”，作为高楼佳人的“知音”而唏嘘感怀、聊相慰藉——诗面上的终于得遇“知音”、奋翅“高飞”，透露出的恰恰是一种“四顾无侣”、自歌自听的无边寂寞和伤情。诗人的内心痛苦，正借助于这痛苦中的奇幻之思，表现得分外悱恻和震颤人心。

陌上桑 [汉] 汉无名氏

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喜蚕桑，采桑城南隅。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使君遣吏往，问是谁家姝？“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年几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颇有余”。使君谢罗敷：“宁可共载不？”罗敷前致辞：“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何用识夫婿？白马从骊驹，青丝系马尾，黄金络马头；腰中鹿卢剑，可值千万余。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为人洁白晰，鬑鬑颇有须。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趋。坐中数千人，皆言夫婿殊。”作品赏析这诗是汉乐府中的名篇，属《相和歌辞》，写采桑女秦罗敷拒绝一“使君”即太守之类官员调戏的故事，歌颂她的美貌与坚贞的情操。最早著录于《宋书·乐志》，题名《艳歌罗敷行》，在《玉台新咏》中，题为《日出东南隅行》。不过更早在晋人崔豹的《古今注》中，已经提到这首诗，称之为《陌上桑》。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沿用了《古今注》的题名，以后便成为习惯。“陌上桑”，意即大路边的桑林，这是故事发生的场所。因为女主人公是在路边采桑，才引起一连串的戏性情节。

《陌上桑》故事很简单，语言也相当浅近，但有个关键的问题却不容易解释：诗中的秦罗敷到底是什么身份？按照诗歌开场的交代是一个采桑女，然而其衣着打扮，却是华贵无比；按照最后一段罗敷自述，她是一位太守夫人，但这位夫人怎会跑到路边来采桑？萧涤非先生《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是这样看的：“末段为罗敷答词当作海?蜃楼观，不可泥定看杀！以二十尚不足之罗敷，而自去其夫已四十，知必无是事也。作者之意，只在令罗敷说得高兴，则使君自然听得扫兴，列不必严词拒绝。”以后有人作了进一步的申发，认为罗敷是一位劳动妇女，诗中关于她的衣饰的描写，纯出于夸张；最后一段，则是罗敷的计谋，以此来吓退对方。这已经成为通行的观点。但这些其实都是一厢情愿的推测之辞，诗歌本身并没有提供这样的根据。以二十不足之女子嫁年已四十之丈夫，即在今日亦不足为奇，何以“必无是事”？况且文学本是虚构的产物，又何必“泥定看杀”其断然不可？至于

后一种引申之说，看来似乎天衣无缝，其实仍是矛盾重重：既然作者可以夸张地描写罗敷的衣饰，而不认为这破坏了她的身分，为什么就不可以给她安排一个做官的丈夫？这是用不同的标准衡量同样的情况，而曲成已说。其实《陌上桑》并不是一篇孤立的作品，以上的问题，要从产生这一作品的深远的文化背景来解释。

我们先从诗题《陌上桑》所设定的故事场所说起。中国古代，以男耕女织为分工。“女织”从广义上说，也包括采桑养蚕。桑林在野外，活动比较自由，桑叶茂盛，又容易隐蔽，所以在男女之大防还不很严厉的时代，桑林实是极好的幽会场所。在这里，谁知道发生过多少浪漫的故事？自然而然，桑林便不断出现于爱情诗篇中。这在《诗以》中已经很普遍。《汾沮洳》是写一个女子在采桑时爱上了一个男子：“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异乎公行！”《桑中》是写男女的幽会：“云谁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乎上官，送我乎淇上矣！”可以说，在《诗以》的时代，桑林已经有了特殊的象征意味，或者说，已经有了一个文学的“桑林”。随着时代的变化，这种自由自在的男女情爱遭到了否定。上述诗篇，也被儒家的经师解释为讥刺“淫奔”的作品。于是，在文学的“桑林”中，开始产生完全不同的故事。最有名的，便是秋胡戏妻故事。西汉刘向《列女传》记载：鲁国人秋胡，娶妻五日，离家游宦，身致高位，五年乃归。将至家，见一美妇人采桑于路旁，便下车调戏，说是“力桑不如逢国卿”（采桑养蚕不如遇上个做大官的），遭到采桑女的断然拒绝。回家后，与妻相见，发现原来就是那采桑女。其妻鄙夷丈夫的为人，竟投河死。乐府中有《秋胡行》一题，就是后人有感于这一传说而作。古辞佚，今存有西晋传玄之拟作，内容与《列女传》所载大体相同。可以到，“桑林”中的故事，原来大多是男女相诱相亲，而现在变成了女子拒绝子的引诱。当然，人们也可以说，秋胡是一个“坏人”，这种故事与《诗经》所歌唱的纯真爱情根本不是一回事。但不要忘记：在民间传说文学故事中，虚设一个反面角色是很容易的。关键在于，通过虚设的人物活动，作者究竟要表现什么样的生活态度、审美理想。这样我们能得出结论：汉代的“桑林”，已经不同于《诗经》时代的“桑林”，文学中的道德主题，开始压倒了爱情主题。我们大概可以相信已经失传《秋胡行》古辞与《列女传》所载故事并无大异。而《陌上桑》显然是这一故事或直接从《秋胡行》演化而来的。试看两个故事的基本结构：场所：大路边的桑林；主人公：一位采桑的美妇人；主要情节：路过

的大官调戏采桑女，遭到拒绝。所不同的是，在秋胡故事中，调戏者是采桑女之夫，故事最终以悲剧结束；在《陌上桑》中，采桑女另有一位做官的好丈夫，她拒绝了“使君”的调允，并以自己丈夫压倒对方，故事以喜剧结束。实际上，《陌上桑》是把《秋胡行》中的秋胡一劈为二：一个是过路的恶太守，一个是值得夸耀的好丈夫。但尽管《陌上桑》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秋胡行》的故事，却也作了重要改变，从而使诗的重心发生转移。秋胡戏妻的故事，主旨是宣扬儒家道德，采桑女即秋胡妻的形象，也完全是一个道德形象。她即使是令人感动的，恐怕也很难说怎么可爱。故事中也提到她长得很美，但作为一个结构万分，这只是导致秋胡产生不良企图的原因。而《陌上桑》中的秦罗敷，除了拒绝太过的调戏这一表现德性的情节外，作者还花了大量篇幅，描摹她的美貌，以及周围人对她的爱幕。这一部分，实际是全诗中最精彩的。这尽管同《诗经》所写男女相诱相亲之情不同，但两者具有共同的基点：即人类的普遍的爱美之心，和对理想的异性的向往，所以说，罗敷的形象，是美和情感的因素，同时代所要求的德性的因素的结合；换言之，是《诗经》的“桑林”精神与《秋胡行》的“桑林”精神的结合。也正是因为罗敷不仅是、甚至主要不是一个道德形象，所以作者也没有必要为她安排一个强烈的悲剧下场，而让她在轻松的喜剧气氛中变得更为可爱。由此可见，《陌上桑》的故事，并不是一个生活中具体事件的记载或改写，而是漫长的文化变迁的产物罗敷这个人物，也是综合了各种因素才形成的。她年轻、美丽、高贵、富有、幸福、坚贞、纯洁，寄托着那些民间无名作者的人生理想。也因为她是理想化的，所以她并不严格遵循现实生活的逻辑。她既是一个贵妇人，又是一个采桑女。其实这并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民间故事中的人物，常常有这样的情况。那些公主、王子，实际是代表着普通民众的心愿。一定要拿后世僵化得莫名其妙的政治观念去穿凿附会，反而是荒廖混乱的。然后回到诗歌本身。这诗原来按音乐分为三解，其文字内容，也相应地分为三段。第一段着重写罗敷的美貌和人们对她的喜爱。起首四句，从大处说到小外，从虚处说到实处，是典型的民间故事式的开场白。同时，这四句也奠了全诗的气氛：明郎的阳光照耀着绚丽的楼阁，楼阁中住了一位漂亮的女子，色鲜明，光彩流溢，好像中国年画的味道。“照我秦氏楼”，既是亲切的口气，也表明诗人是站在罗敷的立场上说话，并由此把读者引入到这种关系中去。而后罗敷就正式登场了：她提着一只精美的桑篮，络绳是用青丝编成，提把是用挂树枝做就。这里器物的精致华美，是为了衬托人物的高贵和美好。再看她的打扮，头上梳的是斜倚一侧、似堕非堕的“倭堕髻”（东汉时一种流行发式），耳朵上挂着晶莹闪亮、价值连城的

明月珠，上身穿一件紫红绫子短袄，下身围一条杏黄色绮罗裙。一切都是鲜艳的、明丽的、珍贵的、动人的。这好像是一个采桑的农妇，其实是一个理想中的美女。

照说，接下来应该写罗敷的身体与面目之美。但这很困难。因为诗人所要表的，是绝对的、最高的美，而这种美无法加以具体的描绘。谁能说出什么样的身材、体态、眉目、唇齿算是达到了完善无缺的程度？作者也不可能满足所有读者的各具标准的审美要求。于是笔势一荡，作者不直接写罗敷本身，而去用周围的人为罗敷所吸引的神态：过路人放下了担子，伫立凝视。他好像年岁较大，性格也沉稳些，所以只是手捋着胡须，流露出赞叹的神气。那一帮小伙子便沉住气，有的脱下帽子，整理着头巾，像是在卖弄，又像是在逗引；至少赚得美人流波一转，便可得意民多时。种田的农人更糟，看得失了神，活也不干了；回家还故意找碴，摔盆砸碗。－因为看了罗敷，嫌老婆长得丑。这些都是诙谐的夸张之笔，令人读来不禁失笑，好像拿不准自己在那场合会是什么模样。其效果，一是增添了诗歌的戏剧性，使得场面、气氛都活跃起来；更重要的是，通过从虚处落笔，无中生有，表达了不可描摹完美。反正，你爱怎么想像就怎么想像，罗敷总是天下最美的。这实在是绝妙之笔。观罗敷的一节，也最近于“桑林”文学的本来面目。它所表现的，是异性间的吸引，是人类爱美的天性。但它又不同于《诗经》中的作品，而是有分寸有限制的。那些观者，都只是远远地伸长了头颈看罗敷，却不敢走近搭话，更不敢有越规之举；而罗敷好像同他们并不发生关系，旁若无人。这就在男女双方之间，设下了一道无形的墙。这便是“发乎情而止乎礼义。”同时也有另一种分寸：尽管有那么多人在围观，那些小伙子几乎就在冲破防线，作者也没有让罗敷给他们来一通义正辞严的斥责。要不然，就太教人扫兴，太没有味道了。因为这诗原有双重的主题，作者都要照顾到。当然，整个第一段，是为了完成美和情感的主题，只是限制它，不让它破坏道德的主题。下面第二段，就开始转向了。“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好大气派！“使君”是太守、刺史一类官员的尊称，他们执掌一个地区的全权，汉人比之于古代的诸侯。官做得大，气派自然大，胆子跟着大。别人见了罗敷，只是远远地看着，这位使君就不甘心于此了。于是派了手下人去问：这是谁家的漂亮女子？多少年纪了？罗敷不动声色，一一作答。这都是为了充分地展开情节，使矛冲突有一个酝酿的过程。若是一上来就剑拔弩张，文学趣味就少了。顺带，又写出罗敷的年纪：十五至二十之间。中国古人认为这是女子一生中最美妙的时光。而后进入矛盾冲突的高潮。使君问道：你可愿意坐上我的车，跟我回去？罗敷的回答犹如当头一棒：“使君一何愚！”有了“一何”二字，语气十分强烈。理由是很简单：你有你的妻，我有我的夫。各安其家室，乃是礼教之大义，岂可逾越？这一节是从秋胡戏妻故事中继承来的，表现了诗歌的道德主题。而道德主题，总是在善与恶的冲突中才能表现得鲜明强烈。第三段紧接上一段的未句“罗敷自有夫”，由主人公全面铺展地夸耀丈夫。罗敷到底有没有那么一个丈夫？这问题本来很简单：诗中说有，我们只好承认有。尽管在一般读者的心理中，都不喜欢文学作品里的漂亮女子早早嫁人，那也无奈何。这问题还可从二方面来证明：其一，《陌上桑》的故事来源于秋胡戏妻故事，秋胡妻本是出嫁了的美妇人；其二，作者在这里是要彰扬忠贞的道德，总得先有丈夫才有忠贞。但第三段也并不完全是从道德主题着眼的。不然，完全可以让罗敷来一通说教。但如果真是那样，就糟糕了，这个美女马上就变得干巴巴的，教人喜欢不起来。

所以作者也是适可而止，道德大义在第二段用结末二句话点明之后，到第三段就转向一层富有喜剧色彩、诙谐的情节，使读者依然能够享受到文学的趣味。罗敷夸婿，完全是有针对性的。使君出巡，自然很有威势，于是她先夸丈夫的威势：丈夫骑

马出门，后面跟着上千人的僚属、差役；他骑一匹大白马，随人都骑黑色小马，更显得出众超群；他的剑，他的马匹，全都装饰得华贵无比。使君官做得大，她就再夸丈夫的权位：丈夫官运亨通，十五岁做小吏，二十岁就入朝作大夫，三十岁成了天子的亲随侍中郎，如今四十岁，已经做到专权一方的太守。言下之意，目前他和你使君虽然是同等官职位，将来的前程，恐怕是难以相提并论了！最后是夸丈夫的

相貌风采：丈夫皮肤洁白，长着稀稀的美髯，走起路来气度非凡，用这些来反衬使君的委琐丑陋。这么一层层下来，罗敷越说越神气，越说越得意，使君却是越听越晦气，终了必然是灰溜溜逃之夭夭。读自然也跟着高兴，直到故事结束。需要说明的是，罗敷的这位丈夫，也是童话中白马王子式的人物，不可拿生活的逻辑去查考。萧涤先生说，对这一节不可泥定看杀，不可求其句句实在，原是说得很对，但这个人物在故事里却是合理的存在，这是要注意到的。前面说了，《陌上桑》其实有双重主题，但作者处理得很好，并没有彼此分离

。从道德主题来说，至少在本诗范围内，作者所要求的道德是合理的。在这里，坚贞并不是一个抽象的、违背人性的教样，而是同确实可爱的丈夫及幸福的家庭生活联系在起的。从美的情感的主题来说，也没有因为道德约束的存在而受到过分的削弱。罗敷的美貌，在作者神妙的笔下表现得动人心魄，取得了以前文学作品所未有的效果。对于常人出于爱美之心而略有失态的行为，作者只是稍作揄，始终不失人情味。爱慕美色，其实是人的天性。但这种天性在生活中不能不受到约制，所以文学作品常常在这方面提供安全无害的补偿。《陌上桑》在这方面的意义恐怕比它的道德意味更重要一些，或至少说更受人喜欢。所以在《陌上桑》出现以后，魏晋南北朝产生了大量的模拟之作，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变化的诗篇。至于它的独特的表现手法，直到元明清的戏曲小说中，还不断有人效仿。如《西记》写莺莺出场时，便先写周围人看得失魂落魄的神态，正是从此中来。

（孙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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