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马长城窟行 [魏晋] 陈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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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马长城窟，

水寒伤马骨。

往谓长城吏，

慎莫稽留太原卒！

官作自有程，

举筑谐汝声！

男儿宁当格斗死，

何能怫郁筑长城。

长城何连连，

连连三千里。

边城多健少，

内舍多寡妇。

作书与内舍，

便嫁莫留住。

善待新姑嫜，

时时念我故夫子！

报书往边地，

君今出语一何鄙？

身在祸难中，

何为稽留他家子？

生男慎莫举，

生女哺用脯。

君独不见长城下，

死人骸骨相撑拄。

结发行事君，

慊慊心意关。

明知边地苦，

贱妾何能久自全？秦王朝驱使千万名役卒修筑万里长城，残酷而无节制，使无数民众被折磨至死。这段历史，曾激起后代许多诗人的愤怒和感伤。而直接摹写长城造成民间痛苦的诗篇，陈琳这一首，就现存的作品来说，要算是最早的。

郦道元《水经注》说“余至长城，其下有泉窟，可饮马，古诗《饮马长城窟行》，信不虚也。”诗的首句着题，也可以说点出环境特征，第二句以“水寒伤马骨”，渲染边地苦寒，则难以久留的思归之心已在言外。这个开头既简捷又含蓄。下文便是蕴含之意的坦露，一位役卒终于忍无可忍地对监管修筑长城的官吏说：到了服役期满，请千万不要延误我们太原役卒的归期。从这个请求中，可以看出其归心之切，也透露了“稽留”乃往日常有之事，甚至眼前已经看到又将“稽留”的迹象，若不如此，岂敢凭空道来。所以钟惺“怨甚”（《古诗归》二字评这句话，是很能发掘这话中之话的。。官吏回答说：官府的事自有期限，举起手中的夯和着号子快干吧！一派官腔，也是话中有话。只此两句，气焰、嘴脸，如在眼前。那役卒看此情景，听此言语，也愤愤地回敬了两句：男子汉宁可刀来剑去战死疆场，怎能这样窝窝囊囊，遥遥无期地做苦役呢！以上“三层往复之辞，第一层用明点，下二层皆用暗递，为久筑难归立案，文势一顿”（张荫嘉《古诗赏析》）。

“长城何连连，连连三千里”。如此“官作”，何时竣工？再加上如此官吏，更是归期无望。也正因这样，才造成“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古时凡妇人独居者，皆可称“寡妇”。两个“多”字，强调地概括了广大人民的苦难境遇。这四句诗，不脱不粘，似是剧中的“旁白”，巧妙地将希望转至绝望，由个别推向一般，由“健少”而连及“内舍”，从而大大地开拓了作品反映的生活面。这对于了解人物的思想活动，乃其所产生的现实基础，对于勾连上下内容，都是很重要的。

“作书与内舍”，便是上述思想的延伸。“便嫁”三句，是那位役卒的寄书之辞。首先劝其“嫁”，而后交代她好好侍奉新的公婆，这无疑是希望她能得到新的融洽的家庭生活，最后还恳求她能常常念起往日丈夫（即役卒自己）。第一句，明确果断；二三两句，又从另一个侧面显示出其善良的心地，与难忘的情爱。这矛盾的语言藏着归期无日、必死边地的绝望。藏而不露，亦是为了体贴对方。“书”中三句，第一句为主，后两句则是以此为前提而生发出来的。所以妻子”报书往边地“，便抓住主旨，直指丈夫出言粗俗无理，“今”字暗示往日不曾如此。语嗔情坚，其心自见，一语道尽，余皆无须赘言。“身在”六句，上役卒再次寄书，就自己的“出语”，与妻子的指责，作进一步解释。头两句说自己身在祸难之中，为什么还要留住别人家的子女（指其妻）受苦呢？接着四句是化用秦时民歌――“生男慎勿举（养育），生女哺（喂食）用脯（干肉）。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拄”。其用意是以群体的命运，暗示自己的“祸难”，自己的结局。因此，前言虽“鄙”，亦出无奈，其情之苦，其心之善，郭不可察，何况其妻呢！妻子也确实理解了，感动了，这从再次报书中可以看出。她说：我自从与你成婚，随后你就服役边地，这种日子当然令人失望怨恨，但是，情愿相连，两地一心，这始终不变的。如今明知你在边地受苦，我又岂能久于人间！虽己以死相许，但对丈夫的结局终不忍直言，只以“苦”字代之，既回肠九曲，又言辞得体。

本诗采取了点面结合、以点为主的手法，诗中既有广阔的图景，更有具体细腻的描绘，两者相互引发，概括而深刻地反映了“筑怨兴徭九千里”，所酿成的社会的和家庭的悲剧，显示了作者驾御题材的能力。诗中人物的思想活动，均以对话的手法逐步展开，而对话的形式又巧于变化，这一点是深得前人称赞的。谭元春说：“问答时藏时露，渡关不觉为妙”（《古诗归》）。沈德潜说：“无问答之痕，而神理井然”（《古诗源》）。不仅如此，语言也很有特色，役卒对差吏的刚毅、愤慨之词，和对妻子那种恩爱难断、又不得不断的寄语，都表现了感情的复杂性，和性格的丰富性；妻子那一番委婉缠绵而又斩钉截铁的话语，则写出了她纯洁坚贞的深情；就是那差吏不多的两句话，也活画出其可憎的面目。如此“奇作”的出现，除了作者的才华与技巧之外，似乎还应该指出，它与诗人对当时连年战乱、“人民死丧略尽”的现实的了解，对人民命运的同情与关注是密不可分的。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那么本诗的现实意义，也是不可忽略的。（赵其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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蒿里行 [魏晋] 曹操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

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

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

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

淮南弟称号，刻玺於北方。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诗的前四句是交代背景：群凶作乱，义士讨伐，形势大好。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是说义士们起初希望结成联盟，心向着汉室，即通过讨伐这一举动来平定叛乱，拥护汉室。（各方将领都希望团结一心，效法周武工那样，会师于盟津，吊民伐罪，一心一意地除奸诛恶，忠于国事，匡扶汉室。形势是大好的）诗人对此事的态度怎样呢？“义士”“讨”“群凶”这些词语表明诗人是憎恶董卓等人作乱，渴望国家统一。中间六句是交代这有关讨伐的情况：联军内部矛盾重重，自相残杀，力量涣散。导致的原因是“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袁术分裂，自立为帝；而袁绍也阴谋废掉汉献帝，立刘虞为帝；他们搞分裂、谋私利，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呢？“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貌合神离、互相观望，畏缩不前、按兵不动甚至是自相残杀。诗人对这种情况的态度怎样呢？悲愤、失望；把矛头指向了“二袁”，显示出作者的非凡谋略和远见卓识。最后六句直接描写战争的危害：由于连年战争，将士的铠甲不离身，长出了虱子；百姓大量死亡，荒野上白骨累累，千里之内都听不到鸡鸣之声。面对着这荒凉、凄惨、惨绝人寰的景象，诗人不禁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呼喊：“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表达了对因战乱而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苦难人民，表示了极大的悲愤和同情，而且对造成人民疾苦的首恶元凶，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体现了强烈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这首诗描述了关东各郡的将领，公推势大兵强的渤海太守袁绍为盟主，准备兴兵讨伐焚宫、毁庙、挟持献帝、迁都长安、荒淫兀耻、祸国殃民的董卓。各方将领都希望团结一心，效法周武工那样，会师于盟津，吊民伐罪，一心一意地除奸诛恶，忠于国事，匡扶汉室。形势是大好的。可是，这大好形势，却被袁绍等野心家给破坏了。当时各郡虽然大军云集，但却互相观望，裹足不前，甚至各怀鬼胎，为了争夺霸权，图谋私利，竟至互相残杀起来。诫之不成便加之笔伐。诗人对袁绍兄弟阴谋称帝、铸印刻玺、借讨董卓为幌子，行争霸称孤之实，给予无情的揭露，井对以此造成的战乱，予以严厉的抨击。诗的结尾描绘出因战争而造成的凄凉悲惨的画面，连年战乱，士兵们不能解甲归田，人民死亡惨重，百不余一，使富饶的北方，变得满目痍瘦，哀鸿遍野。到处是白骨累累，千里之内听不到鸡鸣之声。面对这一惨绝人寰的图景，诗人发出了“念之断人肠”的呼喊。《蒿里行》运用民歌的形式，行批判之实，这在当时是一个创举，这首诗不仅时因战乱而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苦难人民，表示了极大的悲愤和同情，而且对造成人民疾苦的首恶元凶，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它是汉未之实录，是史诗也。全诗风格质朴，沉郁悲壮，体现了曹操作为一个政治家，军事家的豪迈气魄和忧患意识，诗中集典故、事例、描述于一身，既形象具体，又内蕴深厚，是曹操比较成功的作品，通过阅读，不仅可以让读者了解当时的历史事实，还能领略作为诗人曹操的独特文风。

薤露行 [魏晋] 曹操

惟汉廿二世，所任诚不良。

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疆。

犹豫不敢断，因狩执君王。

白虹为贯日，己亦先受殃。

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

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

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

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作品赏析【注释】：

“诗史”这顶桂冠人们往往奉献给唐代的伟大诗人杜甫，其实这种以诗歌记录现实，展现历史的创作倾向，并不始于杜甫，曹操在这方面就很突出。其《薤露行》与《蒿里行》就被明代钟惺的《古诗归》称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

这首《薤露行》写了汉末董卓之乱的前因后果，读来如浏览一幅汉末的历史画卷，中平六年(189)，汉灵帝死，太子刘辩即位，灵帝之后何太后临朝，宦官张让、段珪等把持朝政，何太后之兄、大将军何进谋诛宦官，密召凉州军阀董卓进京，以期铲除宦官势力，收回政柄，谋泄，何进被宦官张让等所杀，张让又劫持少帝和陈留王奔小平津，后被率兵进京的董卓劫还。董卓在这次进军京城中窃取国家大权，旋废少帝为弘农王，不久又将其杀死，立陈留王刘协为帝，即为汉献帝。于是关东各州郡的兵马起而讨伐董卓，社会陷入了军阀混战的局面，董卓放火烧毁了京城洛阳，挟持献帝西迁长安。

曹操的诗就写了这个历史过程。汉代自高祖刘邦建国到灵帝刘弘是二十二世，诗中举其成数，故云“二十世”，一说应作”廿二世”。曹操对何进的讥刺甚烈，以为他本是个徒有其表的人就像猕猴戴帽穿衣，硬充人样，然终不成其为人。何进智小而图谋大事，自然就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他作事犹豫不决，致令少帝被劫。“狩”是指古代帝王出外巡视，而古代史书上遵守“为尊者讳’的原则往往以天子出逃或被掳为“狩”，这里就是招少帝奔小平津事。“白日贯虹”是一种天象，指太阳中有一道白气穿过，古人以为这是上天预示给人间的凶兆，往往应验在君王身上。这里是指弘农王少帝于初平元年（190）正月被董卓杀戮之事，何进也遭到杀身之祸。诗的前八句以何进为主线而回顾了汉末的历史，曹操以为何进胸无谋略，优柔寡断，虽欲铲除宦官，反而误国殃民，身罹其害，造成了君王被持，汉祚覆坠的局面。这八句中不仅是对历史的记录，而且有曹操个人对此的鲜明观点，直抵一篇史论。

“贼臣持国柄”以下便转到董卓之乱。董卓乘着混乱之际操持国家大权，自封为太尉，续进为相国，随之逼宫杀帝，焚烧洛阳，汉朝四百年的帝业由此倾覆，帝王的宗庙也在烈火中焚毁．献帝被迫西迁长安，长途跋涉，被裹胁一同迁徙的百姓哭声不止，一片凄惨景象。这六句将董卓给国家与人民带来的灾害揭露无人遗，因而曹操在结句中说：我瞻望着洛阳城内的惨状，就像当年微子面对着殷墟而悲伤不已。据《尚书．大传》中说，商纣王受的庶兄微子在商朝灭亡后，经过殷墟，见到宫室败坏，杂草丛生，便写下了一首名为《麦秀》的诗以表示自己的感慨与对前朝的叹惋，这里曹操以此来比况自己对汉室倾覆的悲伤与感叹。

《薤露行》属于乐府《相和歌相和曲》歌辞，原先它与《蒿里行》都是古人出丧时唱的歌，相传齐国的田横不肯降汉，自杀身亡，其门人作了这两首歌来表示悲丧。“薤露”两字意谓人的生命就像薤上的露水，太阳一晒，极易干掉。曹操用此古调来写时事，开创了以古乐府写新内容的风气。清代沈德潜说：“借古乐府写时事，始于曹公。”(《古诗源》)是颇有见地的意见。曹操之所以能以旧瓶装新酒，是因为乐府本身就有“缘事而发”的特点，宜于用来记录史实，抒发情感，同时《薤露行》本身也有悲悼王公贵人之死的意思，曹操用此哀叹国家丧乱，君王遭难，百姓受殃，正有悲悼之意。

曹操的诗，前人都到以为具有悲凉慷慨的格凋，敖器之说：“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沈雄。”

(王镇远)

①薤(xie4)：多年生草本植物。

猛虎行 [魏晋] 陆机

渴不饮盗泉水，热不息恶木阴。

恶木岂无枝？志士多苦心。

整驾肃时命，杖策将远寻。

饥食猛虎窟，寒栖野雀林。

日归功未建，时往岁载阴。

崇云临岸骇，鸣条随风吟。

静言幽谷底，长啸高山岑。

急弦无懦响，亮节难为音。

人生诚未易，曷云开此衿？

眷我耿介怀，俯仰愧古今。诗的开篇四句，表明志士处世，往往用心慎重，爱惜身名，因而渴了也不喝盗泉的水，热得难受也不歇于恶木阴下。因为“盗泉”、“恶木”名字都很刺耳，所以操守清峻的人不愿随便其沾染牵涉，宁可忍渴忍热。作者在吴亡之初，曾“退居旧里，闭门勤学，积有十年”。（《晋书》本传）本不想涉足仕途，所以这四句，旨在表白自己当初的心境，运用譬喻以见志士用心之苦。次四句写世势催迫，志士只得应从时君的命令，恭敬地整驾出山任事：而扶杖远行，道途辛苦，造成“饥食于猛虎之窟，寒栖于野雀之林”的情况，由不得自己去选择，更在内心中受到冲击。“作者曾在《赴洛道中作》诗中，有“南望泣玄渚，北迈涉长林”之句，又说：“仰瞻凌霄鸟，羡尔归飞翼。”抒写的正是这种旅途情境，可见他虽已登程，而留恋故乡之情，在心灵上激荡得难以抑止，这里再现的正是当年的景况。接着作者以“日归功未建”等六句，诉说在出仕以后，时间是流驶了，功业并无成就，此刻更有天寒岁暮之感，惹起了新的忧思。崇云临岸而兴起，枝条随风而悲鸣。在在使人触景伤情，虽是徘徊于山谷之间，有时低吟，有时长啸，还是幽怀难抒、自感进退维谷。作者把内心复杂的苦闷和矛盾，展示得非常形象具体，政治处境的困顿，志士遭逢变乱的悲辛，呈现了出来。诗的结尾一小节，先以“急弦无懦响”等两句进一步表白自己的心志，感叹乐器上绷紧了的弦子，发不出怯弱的音响。具有贞亮高节的人，所抒发的也一定是慷慨刚正之辞，不同于流俗，而一般的时君，却不爱听直言忠告，所以“亮节”反而“难以为音”，谗口反而易于得逞。作者感念至此，乃以最后四句对自己频年的遭际，自己生平的抱负、作出反思，作出痛苦的小结。“人生诚未易，曷云开此衿。”人生既多苦难，遭逢乱世的志士，更是难以敞开胸襟，倾吐积郁。自己虽然操守正直，隐处山野既不可能；出山也难行其志，难成功业，行动上受到外力的牵涉，所以俯仰古今，眷顾身世，难免有愧负之情。总观全诗，可见作者虽为倾诉抑郁而作，但在内容上则是依据自己的政治处境现身说法，深刻表明一个有志的文士，其行藏出处，必须始终慎重，执着坚持，稍一不慎，就会陷于进退两难的困境，作者的经历，就是志士对于处世的一面镜子。此诗可说是作者陆机的代表作。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方面，都有它的特色。从思想内容来看，这首诗的特色，是表现了魏晋以来诗人的优生之情。作者生当魏晋（吴晋）易代之际，这一时期，是一个变乱迭起的动乱年代，社会上各种矛盾尖锐复杂。尽管西晋灭吴之后，曾出现过短暂的统一局面，但在统洽阶级内部，冲突更为剧烈，骨肉相残，祸不旋踵。士大夫在此期间也最易遭殃。他们或以直道见忌，或受池鱼之灾。尽管陆机在写作《猛虎行》的时候，尚未受祸，但在诗中已有朝不保夕的遑遑不安之感，因以他反复嗟叹，表现了傍徨酸苦的优生之情。“亮节难为音”、“人生诚不易”、“俯仰愧古今”，都是发自内心深处的隐微忧伤的呼唤。诗人的隐痛不便言明，只能委曲地折射在作品之中，如同星夜帷灯，隐约地透露了当时的政治内幕。陆机在青年时期，本来是个政治上很自负、很注重志节的人，但在吴亡后的逆境中，由于功名之心未敛，并未能坚持志节，后来对严酷的现实，虽有觉察，而不能毅然自拔，终于徘徊于失望和痛苦之中，这就是他在《猛虎行》中，感到忧生的根源。从诗歌的艺术手法来看，陆机的《猛虎行》，虽为摹拟乐府歌辞而作，但它既保有古乐府直朴真挚的一面，又注入了新的不同于乐府古辞的委婉曲折的抒情内容，在形式上也由古辞只有杂曲四句的参差句型，改变成整齐冶炼注意修辞手法以五言为主的长诗。在内容上除含有寄寓、比喻等表露感情的因索以外，又把作者自身的坎坷遭际和委屈情怀，作为咏叹的主体，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原来乐府体制所能包含的内容，而使之成为咏怀式的诗篇。《猛虎行》的乐府古辞，只有“饥不从猛虎食，暮不从野雀栖。野雀安无巢？游子为谁骄”等四句。比陆机时代稍早的魏文帝曹丕、魏明帝曹叡皆作有《猛虎行》，曹丕所作为五言三韵六句，曹叡所作为五言五韵十句，在结构上都只有一次转折，而陆机这篇则是一波三折，起结辉映，在章法上已见设计的匠心。比之曹丕父子所作，变化殊为显著，除开头四语之外，已有不受乐府古辞拘束的创新成份，这是此篇的艺术特色之一。此诗对偶整饬，诗歌中间十二句，全行对仗，有流水对、有比喻对、有平列对，其妥帖工稳，有些已达到珠圆玉润的程度，为后来齐梁作家开了先例。清代沈德潜《古诗源》虽然对陆机诗颇有微词，认为他“意欲逞博而胸少慧珠”，但也承认“士衡诗亦推大家”，为齐梁专攻对仗的滥觞之始，可见他对后世的影响。陆机也十分注意用词造语的精凿，如“崇云临岸”之下，著一“骇”字，其本义为“起”，但比“起”字生动。“鸣条随风”下著一“吟”字，其本义为“响”，但较“响”字显得雅致。“急弦无懦响”句中之“懦”，本意为“下”，而兼有弱意。“亮节难为音”句中之“亮节”，本指高节，而“亮”字实有贞信之义。用词都极为准确而能特出情境。

泰山梁甫行 [魏晋] 曹植

八方各异气。

千里殊风雨。

剧哉边海民。

寄身于草墅。

妻子象禽兽。

行止依林阻。

柴门何萧条。

狐兔翔我宇。作品赏析《泰山梁甫行》以白描的手法，反映了边海农村的残破荒凉景象，表现了作者对下层人民的深切同情。“八方各异气，千里殊风雨”是“剧哉边海民”的衬托。各地的情况虽然不同，但最艰难困顿的要数“边海民”了。“寄身”三句，实写“边海民”的悲惨生活。他们没身于“草野”，过着非人的生活。生吞活剥，巢息穴居，所以说“象禽兽”；他们不敢出来，怕被人发现、抓走，每天就钻在山林里边所以说“行止依林阻”。一个“依”字把逃民们的实际活动和恐惧心理都表现出来了。他们要靠在林中采集食物而存活，要靠险阻的坳壑以藏躲，他们怕暴露行迹，白天足不出林莽，黑夜也不敢明火高声“柴门何萧条，狐兔翔我宇”是全诗的精华所在。逃民们每日出没在山林之中与狐兔争食争住，而自己原来的家园却因为无人居住，反而变成狐兔们的自由跳踉纵情嬉戏的王国，非常可悲的现实。这两句扩大了全诗的内涵，它不仅使人想见逃民们的伤心落泪，而且使人看到生产凋敞，村落萧索的更广阔的社会图画；也扩大了全诗的境界，前三句是诗人眼中的情景，这两句是诗中人心里的想像。有此一笔，使短短的八句诗多了一层波折，添了一组形象，是以少驭多的佳构。可惜这一点历来被人忽略，以为这两句也是状“边海民”惨苦生活的，与前三句配合，写住处的荒凉；试想，已与禽兽混迹的“边海民”对“狐兔翔我宇”又何居叹哉。结果使诗的内容和形象顿然减色，因而对这首诗并不是写“边海民”，而是写逃到“边海”之“民”的，也就未能理解。曹植曾在《谏伐辽东表》中劝曹叡“省徭役薄赋敛，勤农桑”，至此又以他的诗歌直接为民生疾苦而呼吁。建安诗人反映下层人民生活的题材极少，因而这首诗就更为宝贵。

却东西门行 [魏晋] 曹操

鸿雁出塞北，乃在无人乡。

举翅万馀里，行止自成行。

冬节食南稻，春日复北翔。

田中有转蓬，随风远飘扬。

长与故根绝，万岁不相当。

奈何此征夫，安得驱四方！

戎马不解鞍，铠甲不离傍。

冉冉老将至，何时返故乡？

神龙藏深泉，猛兽步高冈。

狐死归首丘，故乡安可忘！作品赏析这首诗的首六句采用比兴手法。一开头，诗人略一勾勒，便写出了鸿雁的境遇及其春来冬去的候鸟特征。“塞北”、“无人乡”强调其孤寂寥落，“万里余”则突出路途之遥。鸿雁万里远征，与同类结伴而行，相濡以沫，处于寂寞凄凉的环境中；它们只能服从节令的安排，严冬则南飞而食稻，阳春则北翔而重回，其辛劳困苦不言而喻。“田中有转蓬”四句为第二层次，诗人没有像通常诗歌那样在比兴后立刻引入正题，而是再用一比兴手法，写蓬草随风飘荡，无所归止，也永远无法回归故土。“相当”意为与故根相遇。“鸿雁”与“转蓬”这两个艺术形象极不相同，鸿雁有信，依节侯岁岁而回；转蓬无节，随轻风飘荡不止。但是，它们本质上是一样的，都不得不转徙千万里之外。诗歌写鸿雁举翅“万里”之外，其空间距离感鲜明突出；转蓬“万岁”不能归于故土，其时间漫长感异常强烈。而两者实是互文见义，路途遥、时间长，都是诗人所特别强调的。在完成了连续的铺垫以后，诗歌第三层切入正题，仅以寥寥六句写征夫之状，却括尽他们艰险苦难生活的内容：一为出征之遥，远赴万里，镇守四方；二为出征之苦，马不解鞍，甲不离身；三为年岁飞逝，老之将至；四为故乡之思，返还无期，徒作渴念。这几方面有紧密关系，而思乡不得归是其关键。唯其愿望不能实现，其思乡之情也就日益加深。这一层将征夫的深愁苦恨，都在其对现实状况的叙述中宣泄出来。由于前两层中，诗人已经用比兴手法渲染了情结气氛，故这一层所表现的乡关之思显得极为真切和强烈，虽然没有一个愁、苦之类的主观色彩的词语，但本色之语，却更能收到动人心魄的效果。“神龙藏深泉”四句为诗歌最后一层，诗人于描写正题后又将笔墨宕开，连用神龙、猛兽、狐狸等数个比喻。神龙藏于深泉，猛兽步于高冈，各有定所，各遂其愿，令有家归不得的征夫羡慕不已。“狐死归首丘”引用典故说明动物至死尚且不忘故土，远离家乡的征夫们更不能忘。“故乡安可忘”这极平直的一句话，在全诗的层层衬映，铺垫之下，也具有了震撼人心的力量。这首诗比兴手法的反复使用，给诗歌带来了从容舒卷、开阖自如的艺术美感。诗歌写思乡情结，虽充满悲凉凄切情调，但结处以神龙、猛兽等作比，悲凉中不会显得过于柔绵，反而回荡着刚健爽朗之气，这正是曹操诗的特点之一，也是建安文学慷慨悲凉之特色的体现。全诗丝毫不见华丽词句，唯见其朴实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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